1991年的夏天，热得像把整个北京城的蒸笼都扣在了豫北那个小县城的一中校园里。老槐树的叶子被晒得打卷，蝉鸣聒噪得能掀翻教学楼的屋顶，我攥着半块还没化完的绿豆冰糕，站在教室后门的走廊下，跟站在对面台阶上的林建军杠得脸红脖子粗。 “林建军，你是不是缺心眼啊？”我把冰糕纸揉成一团，精准地砸在他白T恤的胸口，“这道数学题老师明明讲了三种解法，你非钻牛角尖，非要用那个最麻烦的，你脑子进槐树花了？” 林建军弯腰捡起我扔过去的冰糕纸，抖了抖，又冲我扔回来，动作轻佻得很：“苏晓梅，你管得着吗？我乐意这么算，总比你算错了强。刚才老师点名批评你了，忘了？” 我被戳中痛处，脸瞬间涨成了熟透的西红柿。上周数学小测，我确实把一道几何题的辅助线画反了，被老师当着全班的面骂“粗心大意没脑子”。可那是我第一次考砸，心里本来就委屈，被他这么一说，火气“噌”地就上来了。 “我算错关你屁事！总比你天天逃课去操场打球强！老师说你下次再逃课，就叫家长，你知道不？”我踮着脚，凑到他面前，鼻子几乎要碰到他的肩膀。 林建军比我高半个头，低头看我的时候，睫毛投下淡淡的阴影。他长得不算特别好看，单眼皮，鼻梁挺，嘴唇有点厚，笑起来的时候会露出一颗不太整齐的虎牙。 但班里不少女生都喜欢他，因为他篮球打得好，还会帮同学修自行车。可我就是看他不顺眼，从初一分班第一次跟他同桌开始，就总跟他拌嘴。 “我打球怎么了？至少我没算错题。”他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，动作很自然，像揉一只炸毛的小猫。我猛地甩开他的手，气得眼泪都快出来了。 “林建军！我咒你将来娶个母老虎！天天管着你，让你打不了球，算不了题，看你还嚣张！”这句话冲出口的时候，我自己都愣了一下。 大概是被气昏了头，也大概是青春期那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别扭，非要用最狠的话，扎他一下，也扎自己一下。 林建军的笑容也僵住了，眼神沉了沉，盯着我看了好几秒。周围几个路过的同学都停下脚步，偷偷笑起来。我更慌了，梗着脖子瞪他，眼泪却不争气地在眼眶里打转。 “行，苏晓梅，你这诅咒我记住了。”他一字一顿地说，然后转身就走，白T恤的背影消失在老槐树的阴影里，走得决绝，连头都没回。 我站在原地，攥着手里的冰糕棍，直到绿豆冰糕的甜水顺着手指缝流进袖子里，才后知后觉地后悔。 可话已经说出口了，收不回来。那时候的我以为，不过是少年人一时气话，将来我们总会像班里其他同学一样，毕业之后，各奔东西，再也不会有交集。 谁能想到，那句随口咒出来的“母老虎”，会在十年后，精准地落在我自己身上。 那天之后，我跟林建军冷战了整整一个月。他不再跟我抢同桌的课桌，不再帮我捡掉在地上的笔，甚至在路上遇见，也会刻意绕开。 我心里有点别扭，却拉不下面子先低头。直到中考前一周，下了一场暴雨。 我家离学校有三里地，平时都是走路。那天放学时，雨下得瓢泼一样，我没带伞，站在教学楼门口急得团团转。 看着同学们一个个被家长接走，或者跟朋友共撑一把伞离开，校门口的人越来越少，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。 就在我准备冒雨冲回家的时候，一把黑色的雨伞突然撑在了我的头顶。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，带着点不耐烦，却又藏着不易察觉的温柔：“哭什么哭，一点雨就把你吓住了？” 我回头，看见林建军站在我身后，浑身都湿了一半，手里还攥着另一把折叠伞。他把那把伞塞给我，自己撑着大伞，说：“走吧，我送你回家。” 那一路，雨打得伞面噼里啪啦响。林建军把伞大部分都倾向了我这边，他的右肩湿得能拧出水来。我看着他湿透的肩膀，心里像堵了一团棉花，小声说：“对不起，那天我不该咒你。” 他脚步顿了顿，侧头看我，雨水顺着他的发梢滴下来，落在他的脖颈里。“没事，”他笑了，露出那颗虎牙，“万一我真娶个母老虎，那也是你咒的，你得负责。” 我脸一红，赶紧别过头，心里却悄悄泛起了一点甜意。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，这场暴雨里的伞，会成为我们往后十年纠缠的开始。 中考成绩出来，我考上了县一中的重点班，林建军也考上了，只是分在了普通班。我们不在一个班，见面的次数少了，但偶尔在校园里遇见，会点头打招呼。 有时候我去图书馆借书，会看见他在篮球场上打球，阳光洒在他身上，汗水浸湿的球衣贴在背上，少年的身影挺拔又耀眼。 我开始偷偷写日记，把跟他有关的小事都记下来。比如他今天投进了一个三分球，比如他帮我捡起过掉在楼梯下的笔记本，比如他看我时，眼神里那一闪而过的温柔。 初三那年的圣诞节，我用攒了半个月的零花钱，买了一支钢笔，放在了他的课桌里。钢笔是黑色的，笔杆上刻着一个小小的“林”字。我没敢留名字，只希望他能知道，是谁送的。 后来他在日记本里跟我说，那天他打开课桌，看见那支钢笔的时候，心里比投进绝杀球还开心。他找了我好久，最后在图书馆门口拦住我，红着脸问：“苏晓梅，是不是你送的？” 我点了点头，脸烫得能煎鸡蛋。他把钢笔递给我，说：“我不用，你留着用吧。我给你买了个礼物。”然后从书包里拿出